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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:菏泽6万株催花牡丹“远嫁”广东

放大字体  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:2014-12-23  浏览次数:264
    省花协12月21日资讯:

两位花农搬运打包成捆的牡丹苗,准备装车

         这样的大货车,一车能拉2万株牡丹苗

        12月16日起,6万株菏泽催花牡丹 “远嫁”广东,今年南下催花数量与去年相当。

        经过几代花农的摸爬滚打,菏泽已经掌握了比较成熟的反季节催花经验,“花随人意应时开”的理想已经变成了现实。反季节催花,在给全国人民送去节日祝福的同时,也使广大花农饱尝了说不尽的艰辛。

        菏泽催花牡丹昨日启程“下广”

        12月16日16时30分许,随着一阵“劈里啪啦”的鞭炮声,一辆满载牡丹苗的大货车缓缓驶离菏泽曹州牡丹园西大门,目的地广州。菏泽牡丹苗远行,标志着两个多月的催花之旅开始了。

        当日中午,在菏泽曹州牡丹园西大门,几位花农在用吊车将已经打包成捆的牡丹苗装上大货车,现场一片忙碌。

        “一车大约装200包,每包约100株牡丹苗,算下来一车能拉2万株。”牡丹区牡丹办事处花农赵永告诉记者,“每年这个季节,花农都集体包车运输牡丹苗,发往广州等地。”

         有20余年“下广”催花经历的花农高勤德,今年带1000多棵牡丹苗南下广州 “淘金”,“今年南下催花的牡丹,主要为大胡红、卷叶红、乌龙捧盛等花大色艳、比较喜庆的品种。”

       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,所谓“下广”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。事实上,我市在南方催花的城市除广州市外,还有广东省深圳市、中山市、汕头市、佛山市以及福建省厦门市等多个南方城市。近年来,由于北方温室催花技术不断成熟,我市也有不少花农携牡丹北上北京、天津、大连、哈尔滨等地催花。春节期间,从北方冰城到南国水乡,从东部小镇到西部荒漠,处处飘散着菏泽牡丹的芬芳。

       “在广州年宵花市场上,95%以上的催花牡丹来自菏泽。”高勤德对记者说。

       妙手催花,让富贵牡丹花开四季

       据了解,菏泽的牡丹株苗运抵广东等地后,经过50余天的催花过程,腊月二十前后即可亮相当地年宵花市场。

        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。广东年宵花市场上,菏泽牡丹年年冠艳群芳,但花农却换了一茬又一茬。

        据菏泽老花农赵守文回忆,从清朝嘉庆年间,牡丹区赵楼村就有花农“下广”。从道光年间至民国,“下广”的花农越来越多。广州人爱花,他们称牡丹为“富贵花”,“大胡红”被他们称为“大富红”或“大火红”。每年春节,家家户户都要摆花,如果家里没有几盆牡丹,他们就认为新的一年里做生意就不红火,财源就不旺盛。

        据老花农赵守先回忆,那时候“下广”没有汽车、火车,交通不便。广大花农都是用輷车子(木制独轮车)将用于催花的牡丹推到济南泺口码头,然后装上黄河里运送货物的 “平头摆”木帆船,顺流而下到达天津港。从那儿再换上海船,沿海岸线到达珠江入海口,再沿珠江逆流而上到达广州。

        新中国成立后,原赵楼牡丹园于1973年第一次 “下广”催花。1980年后,改革开放的号角首先吹到花城广州,他们的腰包率先鼓起来,牡丹成了高档的年宵花,供不应求。菏泽花农下广人数开始逐年增多,催花牡丹从“文革”期间的千株左右猛增到20多万株。

        “从广州到珠海,公路两边的花场,一个接一个,用‘连阡接陌’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。”有20余年“下广”经历的菏泽牡丹专家赵孝知说。

        1974年至1976年,菏泽年年都有花农“下广”,但由于人员经常变动,催花经验没有得到系统总结,成花率低,叶片小,花期不稳定。1977年,赵孝知、高勤喜、赵孝庆和赵建修等人带着1000株牡丹南下催花。经过认真观察总结,计算出“大胡红”需要有效积温470度至490度,银红巧对和肉芙蓉需要440度至460度。他们通过草苫遮荫或塑料薄膜增温等方法调整花期,使得催花牡丹在春节期间应时开放。

        经过多年来的经验积累,菏泽目前已经掌握了比较成熟的反季节催花经验,使“花随人意应时开”的理想变成了现实,菏泽催花牡丹也“红遍”全国。

        苦乐相伴“催花路”

        “‘下广’催花,苦乐相伴”,这是记者采访中多次听到的一句话。

        历史上,不少菏泽花农因“下广”催花赚得盆满钵溢。“一亩地才三块大洋,而在广州一朵牡丹花就能卖一块大洋,一本万利的生意!”说起民国以前的广州催花牡丹价格,老花农赵守珠回忆说。

         据老花农赵岩松回忆,不少花农赶上好年景,赚钱多的时候,从广州回来时怕路上被抢,就和同乡把赚来的元宝、银锞子、银元凑在一起,雇佣广州的镖局护送。也有胆子大的花农,把银元缝在夹袄里,由于太重,往往蹲下就站不起来。

        有赚就有赔,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铁律。据赵岩松回忆,解放前,赔钱的花农时常卖地还账,还有的为“下广”催花而倾家荡产。“下广”催花如同看天吃饭,时常要靠运气。于是不少花农常常寄希望于“花神”。据牡丹区牡丹办事处原赵楼村老支书赵永臣回忆,他10多岁的时候,每年到原牡丹乡芦堌堆村花神殿看戏。花神殿的桌子上摆着贡品,点着从广州带来的、手指粗细的高香和茶杯粗细的蜡烛,下广挣钱回来的花农,跪在花神前磕头许愿,祈求来年有个好收成。

        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性。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,菏泽“下广”催花的花农也品尝过苦乐相伴的果子。据赵孝知回忆,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,菏泽“下广”催花的花农较少,不少花农曾发家致富。“1993年,一个花蕾卖到80多元钱,我当时栽种的1000多盆催花牡丹赚了40多万元。”赵孝知至今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,尽管那时候赚的钱是属于赵楼村集体的。

         2000年后,“下广”的花农逐渐增多,催花牡丹的数量也增加到20多万株。广州花市上,也出现了供大于求的状况,价格连年下滑。“有的花农以100元三四盆的价格甩卖,造成催花牡丹的‘烂市’。”赵孝知惋惜地说,“有的年份,多达六七成的花农折本而归。”

         采访中,记者了解到这样一个令人唏嘘不已的故事。有一年,菏泽开发区岳程办事处三名陈姓花农,到广东省佛山市催花,由于技术和天气的原因,花开得不理想,最后4000株催花牡丹只拼成190多盆,其余全部扔掉了。“整天把心提在喉咙眼,吃不下饭,睡不好觉,回来后都黑瘦黑瘦的。”赵孝知说,由于环境陌生,加上南方雨量大,“下广”催花的花农们整天提心吊胆,个中滋味只有花农自己知道。

         尝遍“下广”催花的酸甜苦辣,广大花农自发地对催花牡丹市场进行了调节。据了解,今年我市“下广”催花牡丹数量约六七万株,与去年相当。“2009年为二十五六万株,2010年是十七八万株,2011年在12万株左右,2012年约10万株。”赵孝知介绍,近年来,菏泽南下催花的牡丹数量逐渐递减,相应地带来了利润的提升。据了解,赶上好年景,1000株催花牡丹的净利润能达到两三万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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